在二十四节气中,哪一个节气最能体现中华文字发明传承的浪漫与智慧,那一定是当下的谷雨。据西汉刘安《淮南子》记载:“昔者仓颉作书,而天雨粟,鬼夜哭。”这“雨生百谷”的节气便与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有了关联。
《说文解字》记载:“黄帝之史仓颉,见鸟兽蹄迒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,百工以远,万品以察。”这说明,仓颉所造的汉字源于日月鸟兽之形,是一种形、音、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。2010年,联合国为纪念“中华文字始祖”,将谷雨这一天定为联合国中文日。谷雨之雨水滋润的不仅有百谷,连文化、文明也在此时拔节。
仓颉作书,以教后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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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天降谷雨与仓颉造字神奇地联系在一起,可见古人神话式的恢宏叙事。在古时的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故事中,仓颉这一文化符号在集体记忆中相互穿插、交融,建构并不断丰富。
先秦时期《世本·作篇》中记载“仓颉作书,仓颉造文字”。这首次明确了仓颉作书、造字之说。对于文字的产生,《荀子·解蔽》中道:“故好书者众矣,而仓颉独传者,壹也。”认为创造文字的人有很多,只有仓颉一人造的字被传承下来。
从造字的功德和实用方面来说,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载:“古者仓颉之作书也,自环者谓之私,背私者谓之公,公私之相背也,乃仓颉固已知之矣。”韩非子认为,仓颉作书是为了方便大众,是大公无私的体现。
对仓颉作书、造字产生的方式,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中载:“奚仲作车,仓颉作书(注:仓颉生而知书,仿写鸟迹以造文章)。”记载仓颉生而知书,通过辨识鸟迹,创造文字、书写文章。
秦丞相李斯在《仓颉篇》中指出:“仓颉作书,以教后嗣。幼子承诏,谨慎敬戒。勉力讽诵,昼夜勿置。”认为仓颉造字是为了教化后嗣,方便人们随时记诵。
在上述文献中,仓颉只是历史记忆中汉字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,他的形象是模糊的,其目的不在于对传说的追述与记载,主要在于说理。汉代时,仓颉的形象更为丰富,出现了神异化与实化的双向呈现,这为仓颉传说逐渐丰富并被传播提供了内在动因。这种变化背后,离不开秦汉时期“书同文”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基础。此时,有了仓颉造字“天雨粟,鬼夜哭”的感应现象,这有力地丰富了仓颉文化内涵,增强了仓颉造字的神圣性。
而东汉《论衡·骨相》载:“仓颉四目,为黄帝史。”首次记载了仓颉“重瞳”四目的形象,也明确了仓颉的史官身份。要知道,中国史书上记载有重瞳之人不到十位,除了仓颉,还有舜帝、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君重耳、西楚霸王项羽,以及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的南唐李后主等。
1916年3月,上海哈同花园发出征画启示,征集仓颉画像,康有为、王国维、蒋梅笙等十余位名家担任评委。他们对应征的百余幅画一一评审后,一致认为“满身须毛、阔头宽额、脸上重叠四只眼睛”的仓颉画像最佳,康有为称赞:“想象绝妙、灵气飘逸、劲健神焕、佳为首之。”这幅画的作者是徐悲鸿。从那以后,徐悲鸿拜康有为为师,成为改变自己人生的转折点。
所谓“重瞳”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理状态?在古代神话里,它是神异之人的标记。据说,拥有重瞳之人,不仅五脏六腑都跟常人不同,还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鬼神。有了这一与众不同的眼睛构造,仓颉便可观察鸟兽的足迹,从中获得灵感,进而创造出了神奇的文字。
在许慎《说文解字·序》中,他将仓颉与神农氏对比记载:“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,庶业其繁,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,见鸟兽蹄迒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。”这说明神农氏结绳记事时,因过程繁复而错误百出,仓颉根据鸟兽的脚印来辨别不同事物的异同,创造了早期的文字。
英雄应该是一个群体
鲁迅先生在《门外文谈》中说:“但在社会里,仓颉也不止一个,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,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,心心相印,口口相传,文字就多起来,史官一采集,便可以敷衍记事了。中国文字的由来,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。”鲁迅先生没有否定仓颉造字,只是把仓颉作为众多造字者中的一个。
顺着鲁迅先生所说,造字的英雄应该是一个群体——仓颉们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也认为:“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,文字的创造与使用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。必有一支先民,发明了以图、以符记事的方法,而后随着人口繁衍,人们发明的记录图符也渐趋泛化。文字不应该是某个人的创造发明,而是在某一个时期,由先民中的精英人物,进行了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大整理、大整合、大规范。仓颉在文字创造方面的贡献甚大。”
在更久远的商代之前,文字已经历漫长而充分的发展演变过程。商代前期,文字是最重要的稀有信息资源,且与重要都邑关系密切,被贵族阶层垄断。商代中期,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后,在短短几十年里,完成数千文字的创制,实现了商帝国的伟大复兴。
此后,甲骨文成为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和卜辞形式。考古发现卜骨数量众多,共计十余万片,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,也可见多邦国部族的族徽称名。甲骨文研究的“拓荒者”之一李孝定先生认为,甲骨文约4000单字,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。与《说文解字》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,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,兼备传统“六书”中之“四体”(即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)。这表明殷商晚期,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,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。
事实上,海量甲骨文背后需要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汉字团队:精英团队负责研发汉字,原料团队则负责收集龟甲和兽骨,庞大的工匠团队对甲骨进行清洗、打磨和凿孔,还有祭司团队负责占卜,并由专业的刻写匠人把卜辞镌刻在甲骨上。
正是基于以上需求,一个以“仓颉”为首的祭司集团,按照占卜的语义需求,不断创造着新的甲骨文字。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,才能取得多达4000个文字的辉煌成果。那些祭司的家乡,似乎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陕西、河南和山东。这兴许是仓颉一人却拥有多个墓葬地的原因。目前已知的仓颉墓,大约有十处,遍及黄河中下游流域,其中河南有七处,陕西白水一处,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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